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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逸梅选集》印学史料的价值(节选)

时间:2015-08-27 18:29:00 来源:美术报  作者:孙立川

摘要:郑逸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史掌故专家。他早在辛亥革命之初,即以文章闻名于海内。他的一生,与书画、篆刻家交往甚密。他对篆刻界的名人轶事了如指掌,对篆刻创作有着独到的欣赏角度和很强的艺术鉴赏力。

郑逸梅


  郑逸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史掌故专家。他早在辛亥革命之初,即以文章闻名于海内。他的一生,与书画、篆刻家交往甚密。他对篆刻界的名人轶事了如指掌,对篆刻创作有着独到的欣赏角度和很强的艺术鉴赏力。《郑逸梅选集》1、2、3卷中有200余条印学史料,记载了清末民初篆刻家们的趣闻、艺术品格以及篆刻技法和印学审美情趣等等。这些印学史料,有别于以往印学史料就事论事的文字记载,而是把活生生的印人生活、社会活动纳入其中。现今的印学研究,缺少的就是对印人的人性及品格的研究。这也正是本文研究探索的一个努力方向。然而,由于《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纯系钩稽艺林掌故,语言简约,十分零散,本文据此研究其印学史料价值,也就有了某种局限,此乃无法之法。

1印人轶事

  印人地位往往不如书画家地位高,书画家名气大,而书画家所用的刻印之人却不显,这是不正常的。《郑逸梅选集》记载了不少印人奇闻轶事,弥足珍贵。先看看该书记载的张大千和陈巨来的友谊。

张大千


  大千早年所用印,大都自刻。中年印便是巨来镌刻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千重来上海,举行画展。大千有一习惯,每隔5年,必将所用印章全部换掉,不但一新面目也防着有人制造假画,鱼目混珠。这次携带画件较多,大多没有钤上印章,因请巨来在半个月内刻到60方,以应急用。巨来瘁力尽劳,竟于两个星期,刻竣报命。大千大为高兴,许巨来今后索画概不取酬。(《郑逸梅选集》第二卷 P433)

  记录张大千用印的文献不是很多。张大千每5年必将所用印章全部换掉,主要是防别人造假,谁料到陈巨来一次竟给他刻了 60 方。张大千说是“五百石印富翁”,其所藏用印可达2000余方,且多为名家所治。坊间所传的“大千早年所用印,大都自刻,中年印便是巨来镌刻了”,大致相同。张大千一生用印,主要用的是陈巨来的。两人的私交甚好,是别人不能与之相比的。《郑逸梅选集》又云:

  1948年,巨来的父亲渭渔老人病重,每日需服羚羊角,这是很贵重的药剂,颇感力不能胜,大费踌躇。大千闻知,立绘一仕女,一山水见赠,都是单款,便于善价而沽。这山水为一手卷,用的是元人写经纸,水墨不设色,很为高古,以纸色灰暗,题为《岷江晚霭图》,渭渔老人爱不忍释,曾说:“其他画都可割让,这画留以自赏了。”(《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433)

  在张大千心里,印人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为了给陈巨来父亲治病,张大千特意画了两幅画,让卖个好价钱。同时,也印证了张大千与陈巨来的友情。

  陈巨来还为很多名家治印,如郑逸梅所记:

  “吴湖帆所用印一百数十方,其中颇多为巨来所刻。”(《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68)

  “谢稚柳所用印章六七十方,大多为陈巨来所刻。”(《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36)

  陈巨来是赵叔孺的得意弟子,“自谓生平作印达三万方,自视可存者,三百余方而已。”(《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54)还有不少书画家得到了陈巨来的印章。

  印人转益多师,赵古泥大概是最典型的一位了:

  赵古泥幼年,为药铺学徒,喜刻印,苦无师承,适有吴昌硕高足李虞章,与药铺掌柜者相熟,见古泥刻印,大为欣赏,认为可造之材,因以己之心得传授之,且赠以《六书通》。某岁吴昌硕游虞山,李即介绍古泥从之学刻。昌硕劝古泥辞谢铺务,住居彼之契友沈石友家。沈收藏古印、古砚、法书、名画甚多,古泥摩挲观赏,艺乃大进。(《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271)

齐白石

  徐悲鸿最有趣,他请齐白石刻了寓意深刻的一方印:

  徐悲鸿钦佩齐白石篆刻,因请白石刻“见贤思齐”印,齐者齐白石也。(《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378)

  “见贤思齐”一词,见于 《论语》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句。徐悲鸿用典,把“齐”字具体化到一个人的身上。说明徐不单单时常想着齐,还要以齐为榜样看待,一语双关,饶有趣味。

2印人品格

  书家极重人品论,强调写字先做人,篆刻家也是如此。人品好,格调才高。

  先说人品好的:

  邓拓刻一闲章:书生之气不可无。(《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313)

  郑逸梅老先生所说的“书生之气不可无”之闲章,他后来更正是“记错了”。正确的印文应为“书生习气未能无”。“书生之气不可无”说得肯定、生硬,而“书生习气未能无”则委婉、含蓄。“邓拓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直到1957年春,邓拓猝遭厄运,才命运多舛。”邓拓,从骨子里是个文人,一旦遇到挫折时自然会坚持自己的那分纯真,而发出“书生习气未能无”的感慨与自嘲,这也是其刚正不阿之人品的凸现。

  印人也有很“另类”的,如:

  印家邓散木一度以粪翁署名,榜所居为厕间楼,朋好访之谓登坑,作书常钤:不可向迩、逐臭之夫、粪土之墙不可污之、遗臭万年等印章。(《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20)

  他(邓散木)住在上海山海关路懋益里,以别署粪翁,故榜其居为“厕间楼”,且自刻小印“遗臭万年”、“逐臭之夫”。开个人书法篆刻展览会,请帖印在上厕用的草纸上,行径的确有些怪诞。(《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741)

  这两则材料,都表现了邓散木的孤傲品格。


汤安(汤临泽)

  印人也有人品不大好的,汤临泽便是其中之一:

  他(汤临泽)又潜心研究复制宋元书画、仿古陶瓷、铜器、碑帖、古纸、竹刻、砚台、印章等,先后共三十多年,所制和真的一模一样。……当时,镇江有一大户人家拍卖家产,临泽买进一大批犀牛角料,又购了一本印谱,他根据印谱,用犀角仿制了一大批明代官印,古朴浑厚,绝类真品,被一粤商看到了,大为赞赏,善价买去。粤商请吴昌硕、丁辅之,各写鉴定识语,还特制了银质印盒,非常精致,也请寄苇去观看。此后粤商远渡重洋,把这批印都带了出去。寄苇才把仿制的内情告诉了昌硕,昌硕拍案大骂说,“汤临泽这小子,竟骗到我老子头上来了。”过几天,寄苇陪同临泽拜访昌硕,昌硕非但面无愠色,且一见如故,此后临泽便成了缶庐的常客。(《郑逸梅选集》第二卷 P101)

3印学技法

  篆刻毕竟是艺术,艺术就离不开技法,对此《郑逸梅选集》中也记载了不少关于印学技法的论述:

  赵叔孺对陈巨来说:“刻字章法第一,事先必须篆得好,刀法尚属次要。如汉印中有太医承印四字,太字和医字笔画一多一少,宜排列妥善,视之均称顺眼,多者不觉其多,少者不觉其少,这便是章法。”(《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739)

赵叔孺

  赵叔孺,是陈巨来、方介堪等人的老师,与当时篆刻界名声显赫的吴昌硕齐名。他在学生中,最器重陈巨来,陈巨来得其真传也最多。

  篆法,写篆书和进行篆刻之法。宋·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吴兴道士张有而止,后世的有所据依。” 清·姚衡《寒秀草堂笔记》卷三:“篆法刀法,精妙入神,恐近时人,未必能若是也。”

  易大庵刻印刀,从不磨砺,谓愈钝愈佳。(《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225)

  易大庵这里也重视刀法,只不过他与吴昌硕都喜用钝刀,如同有的书家用秃笔写字一样,追求一种苍劲的效果。这种技法,他人也不必都来仿效。

  他(马公愚)曾说,秦汉人作篆,如北京人操京语,幼儿习之,纯出自然。唐宋以后人作篆,则如闽粤人的硬学京语了。他(马公愚)对于金石篆刻,功力尤深,直入秦汉之室。(《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92)

  马公愚先生说的还是个篆法的问题,他用类比法说明秦汉人作篆是出于自然,直追秦汉是印人的终极目标。那为什么今人写不过古人,又刻不过古人呢?简而言之,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环境变了。当代的中国人,都在使用电脑键盘,再过5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中国人中恐怕只有书法家们才会动笔写字!

4印学审美

  艺术讲审美创造,篆刻创作欣赏也离不开审美。对此郑逸梅也有论述:

  钱瘦铁于书画篆刻,受三人影响颇深:于郑大鹤得其雅逸,于俞语霜得其苍茫,于吴昌硕得其古泽。(《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163)

  “钱瘦铁(1897—1967)名崖,一字叔崖,号瘦铁,别号数青峰馆主、天池龙泓斋主等,江苏无锡人。中国画会创始人之一。擅长中国画及书法、篆刻 。山水画师法石涛,曾被誉为“江南三铁”(吴昌硕称“苔铁”、王冠山称“冰铁”)之一。”我以为,钱瘦铁的艺术成就主要是在篆刻艺术上。其篆刻取战国金石文字之神韵,熔铸入印,自创一格。

李叔同(即弘一法师)

  李叔同能治印,曾与陆丹林书谈及其印云:昨午雨霁,与同学数人,泛舟湖上,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首,不觉目酣神醉,山容水意,何异当年袁石公游湖风味,惜从者栖迟岭海,未能共挹圣湖清芬为怅耳。薄雾归寓,趁兴奏刀,连刻七印,古朴浑厚,自审尚有是处。(《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62)

  如上文字,记录了李叔同的生活与篆刻中的一个细节。李叔同在与朋友泛舟,领略了西湖的美好风光,心情好,自然创作状态也好。乘兴奏刀,借助外界因素,将山光水色、美好心情一一纳入篆刻之中,古朴浑厚那是自然的。王羲之酒后书写出《兰亭序》为千古之作,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也有从反面来谈印学审美的:

  刻印者,有高甜心其人,所拓印谱,请邓散木题识,邓用《吊古战场文》“秦欤汉欤”4字题之,讥其不伦不类,非秦非汉也。(《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134)

  邓散木给高甜心的印谱题李华《吊古战场文》“秦欤汉欤”4字,讥讽其印“非秦非汉”,亦即不古雅。印人心仪的是秦古玺和汉印。

  赵叔孺也有类似的观点:

  他(赵叔孺)的弟子凡七十二人,以陈巨来为最早……并对巨来说:“你最好多学汉印,不必学我,学我即像我,终不能胜我了。”(《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435)

  唐人李邕曾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赵叔孺与李邕的看法是类似的,都是强调要学古人,与古为徒。如取法太近,就不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


  《郑逸梅选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出到第六卷了。之所以称之为选集,是因为不是作者的全部著作。但它基本涵盖了作者的作品,特别是文史掌故部分。书中大部分事情发生在清末、民国时期,就今天而言,有一定的历史感。因此,我在通读中摘出了200余条印学方面的史料,以备研究。现在看来,它们尽管零散,却是不可多得的印学文献。

(责任编辑: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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