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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眼卓识|文徵明父子的书画鉴藏

时间:2016-12-10 10:27:10

摘要:有明一代的书画鉴藏界,收藏丰赡且眼力过人者,无锡华夏、苏州王世贞、昆山张丑以及华亭董其昌等都堪为东南之冠,项氏唯独推崇文徵明为“天下双眼”。

明嘉靖、万历年间(1530—1605),古代书画作品大量涌入江南地区的太湖一隅,鉴藏家群体和书画掮客们频频参与书画交易活动,他们不仅在书画藏品上留下了大量的题识文字,而且刊行了数量极为丰富的鉴藏著述,形成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比较成熟固定的品鉴思路与述评概念。文徵明(1470—1559)和他的儿子文彭(1498—1573)、文嘉(1501—1583)就是其中的卓异代表,其父子三人在书画鉴定方面都堪为“具眼”。


从“书画鉴藏”的视角研究文徵明,故宫博物院肖燕翼、中央美术学院博士陈怡勋以及南京艺术学院博士黄朋着力尤多,其重点在于研究文氏的代笔问题,虽也着眼于鉴藏的视角,但是都显得不够充分,如文家的书画收藏情况和鉴定特点等都显得不够深入。有明一代,文徵明就有“大法眼”和“具眼”之称,万历年间著名书画鉴藏家詹景凤(1532—1602)曾在其《东图玄览》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对话:项(元汴)因谓余,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按:即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则瞎汉,顾氏二汝(按:即顾汝和、顾汝修兄弟,嘉靖时期人)眇视者尔。唯文徵仲具双眼,则死已久。今天下谁具双眼者?意在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广,天下人如此众,走未能尽见天下贤俊,乌能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唯足下与汴耳”。余笑曰:“卿眼自佳”。乃走,则不忍谓己独有双眼,亦不敢谓人尽无双眼。嗟夫,赏识亦难矣,一荆璞也,此以为宝,彼以为石。一燕石也,彼以为宝,此以为石,然独一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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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 唐人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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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文彭题跋


项元汴(1525—1590)看似狂人诳语,实却言之成理,因为他原本就是明代最大的商人收藏家和鉴定家。严格来讲,有明一代的书画鉴藏界,收藏丰赡且眼力过人者,无锡华夏、苏州王世贞、昆山张丑以及华亭董其昌等都堪为东南之冠,项氏唯独推崇文徵明为“天下双眼”,虽有主观偏颇之嫌,但也算言之有因。诸多文献都曾记载文徵明是一个极为勤奋的人,他不仅勤于研习书画,而且经常参与书画鉴藏的实践活动,当时吴地的许多书画家、收藏家以及文人士大夫等都曾聘请他鉴定家藏书画,诸如沈周、唐寅、华夏、项元汴、聂双江、陆宗瀛、沈润卿、史明古、黄应龙、邹光懋、张鳌山、张秉道、王直夫等。这些文人士大夫,或在朝为官,或耽于书画,他们大多不是专门的私人藏家,文徵明和他们相互交游酬唱,并将部分寓目过的书画藏品记录下来,留下了自己的鉴考意见,它们主要集中在文氏的书画著作和大量古书画作品的题识文字之中,构成了后世学人研究文氏鉴考古书画的重要文献。


除书画创作和鉴定以外,文徵明及其儿子们也收藏书画,但传世的书画作品和相关文献中都没有关于文徵明父辈文林(1445—1499)和文森(1462—1525)的题识,仅知他们曾从龙游一不知名的士绅手中购得一帧王献之的书法《地黄汤帖》,以及不知从何处得到的赵孟頫《临智永千字文》和赵雍《临李公麟马图》。实际上文家真正成规模的收藏当从文徵明父子开始,其书画藏品来源,一部分自购于书画市场,詹景凤在《东图玄览》有多处记载了文徵明买卖书画的记录。另外,文家的藏品亦有部分来自文徵明的老师沈周,《东图玄览》载:


文休承家藏梅花道人古松,根盘绝壁,诘曲轮囷,下架石峰,而枝复上青天,其势如龙。笔法古劲,下有数石峰,峰下作大棘刺乱叶,墨汁淋漓,原沈石田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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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雍 临李公麟人马图


沈周家和文家在藏品上的来往,肯定不止此一件,限于文献不足,我们无法在数量上进行推测。还有一部分藏品则来自藏家们彼此之间的书画交换,如原藏朱存理之手的《米芾临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就是文徵明用家藏的《孔子庙碑》换来的。由是,我们大抵可以归纳出文家书画收藏的三个途径:祖上庋藏(数量极少)、市场购得、师友之间的相互交换与买卖(数量最多)。


根据笔者的统计,文徵明父子先后收藏的书画作品,其总数当在一百幅左右,至于过目并留下题识的作品则更是数目繁多,如唐晚期诗人林藻的行书《深慰帖》,原系北宋徽宗御府旧藏,《宣和书谱》卷十曾著录如下:


林藻,不知何许人也,传记莫得而详其行贯,作行书,其婉约丰妍处得智永笔法为多。有唐三百年书者特盛,虽至经生辈其落笔一自可观。盖唐人书学自太宗建弘文馆为教养之地,一时习尚为盛,至后之学者随其所得而各有成就,如藻之于智永是也。初,永刻意学书于王羲之,颇得其妙,所乏者风神,议者谓其章草入妙,隶书入能,于是一字之出可直五万,其为当时所慕如此。藻之步骤盖出入智永之域者,惜乎不能究永之学,亦交一臂而失之也。今御府所藏行书一《深慰帖》。


林藻书法主宗智永和尚,属于“二王”系统,墨迹《深慰帖》早已佚,幸今有拓片存世,可观其字体结构严谨,章法舒缓,气息婉约,笔划饱满丰妍,确有“婉约丰妍”之气。明嘉靖乙丑年(1565)五月,文徵明次子文嘉查阅严嵩(1480—1567)被抄私人藏品时,看到了这件墨迹,他在《钤山堂书画记》中写到:“林藻《深慰帖》一,吴文定公家本,乃宣和内府所藏。别本云匏庵先生家物,宋宣和御府录藏,林公书仅此帖耳”。揣摩文嘉的语气,他认为该书帖不仅是真迹,而且认为它是林氏存世的一件孤本墨迹。由于《深慰帖》在入藏严氏之前曾被文徵明的诗文老师吴宽(1435—1504)所收藏,文徵明得以多次观看该书帖,并对之进行了详细考辩: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弘,河东人,官待读学士,谥章肃。张仲寿希静,本内臣,带学士承旨。邵亨贞复孺,陆人,寓华亭。袁华于英,昆山人,国初郡学训导。张适子宜,长洲人,终宣课大使。按诸跋谓此帖即宣和书谱所载,今验无祐陵印记,惟有绍兴二小玺,似为思陵所藏。盖南渡后,购收先朝书画,民间藏者,或有内府印记,即拆列以献。又当时多属曹勋、龙大渊审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题语。此帖或民间所献,或经曹、龙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陈彦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鉴书博士。此帖印记特多,且有秘笈字,盖其所藏也。而仲寿所题,亦云尝藏之。彦廉名宝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仓,家有春草堂,所蓄书画极富,袁、张二人尝主其家。此帖又为陈氏题者,则此帖经三氏所藏无疑,后归吴江史明古,而吾师匏庵得之,故某数获观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详则俟博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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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藻深慰帖


在诸多考辩书画的题识中,笔者以为上述文字最能体现文徵明鉴定书画的思想与方法。除去林藻的《深慰帖》,文氏对《黄庭经(不全本)》、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赵孟頫《二体千字文》、李建中《千字文》、佚名《玉枕兰亭》、李怀琳《绝交书》、江贯道《画卷》、赵孟頫《书洪范并图》、李公麟《孝经相》等书画的考辩10,也都能体现出系统、综合验证的鉴定特点。结合文徵明存世的书画题跋文字,可以对其书画鉴定特点进行归纳:


一是谙熟古代书画著录文献,并善于运用著录文献来考证作品的“名实”关系,如文氏对《黄庭经(不全本)》《杨凝式草书》《石本汝南帖》《争座位帖》《送梨思言二帖石本》《林藻深慰帖》等的考证。


二是注意依凭藏品的印章来推断其流传过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纸本,纵2 7厘米,横2 1 . 2厘米),文徵明首先考辨该帖不曾著录于《宣和书谱》《书史》以及《东观余论》等书。书帖上的印章和题识残缺不全,文氏认为可能是曹勋和龙大渊剪裁所致。根据印玺情况,文氏又认为该帖历经南宋高宗、贾似道、元李谦等人递藏,大体理清了它的流传过程。


三是对于书画本身,乃至本身以外的题识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文氏都一一考订其行贯,这对于考究书画本身的内容,梳理藏品的流传过程,补缀相关史志等方面都具有实际意义。这一特点在《跋赵魏公马图》《跋林藻深慰帖》《题赵松雪千文》《跋沈润卿所藏阎次平画》以及《题七姬权厝志后》等文字中都可以看到。


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


六朝以来,中国古书画的收藏与鉴考渐成体系,书画鉴考中详审作品使用材质、梳理作品流传过程、品评作品高下、探究作品师承家数等内容都能在刘宋虞龢的《论书表》中找到源薮。文徵明对《深慰帖》等古代法书绘画的鉴定,其方法与思路完全承继了六朝以来中国古人的鉴定思致,文氏详细考证了书帖跋文作者的行贯、鉴藏印记、著录文献、流传过程以及书帖所具有的切割嫌疑等。这一系列讲究逻辑,注重经验,内外结合的方法在2 0世纪8 0年代,被徐邦达称之为“目鉴”与“考订”:


“目鉴”,常常还需要结合文献资料考订一番,以补“目鉴”之不足?某一书画家传世作品较多,能作充分的对比时,“目鉴”的确能够解决问题,并不一定要靠考订的帮助。考订则不然,它先要靠“目鉴”来辨别哪件书画是“依样画葫芦”的摹、临本,还是没有依傍的凭空的伪造本,在这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加以考订和探索,达到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考订次于目鉴。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


这种被称作“鉴考结合”的古书画鉴定方法,是当今古书画鉴定界最常用的套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徵明的古书画鉴定方法,现在看来其实质应是一种系统的、比较综合验证的方法,它代表了中国古书画鉴定方法的成熟。明末的顾复(17世纪)就曾说“文徵明小楷长跋,考订评论甚精”,安岐也说他“考据精详”。宋元以来称得上“具眼”的鉴定家,诸如米芾、郭天锡、周密、赵孟頫、柯九思、华夏、王世贞、韩世能、张丑、詹景凤、项元汴、董其昌、顾复、吴其贞、吴升、孙承泽、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真正能够做到集创作、收藏、鉴定三位一体的唯有米芾、赵孟頫、柯九思、文徵明、董其昌五人。他们将书画创作、收藏买卖与鉴定紧密结合,不同于商人鉴定家和文人鉴赏家,若从中国书画的文化内核来说,上述五人方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书画鉴藏家。20世纪以来的谢稚柳、张大千、王己千、徐邦达等就具有这个特点。基于这个标准,文徵明可以称得上是有明一代唯一一位堪与董其昌相颉颃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鉴藏家,他的鉴定方法表明了16世纪中国古书画鉴定方法已经形成了“鉴考结合”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明清以来的古书画鉴定界广为流行。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以至于他曾得意洋洋地夸自己是“三百年来一具眼人”,照他的说法,自元初到明末(1271—1644)的众多鉴藏家中,他的鉴定水平是最高的。董其昌具有广泛的阅历,过目古书画甚夥,这对于其鉴定水平的提高十分重要,文氏则不具备这个优势。但元明以来,能称得上“具眼”的鉴藏家绝不仅仅董氏一人,也有许多人终生把玩字画,惜未有著作存世,他们渐渐地就会被画史所淘汰,历史对人的选择自有其一套铁律。华夏、项元汴、王世贞、詹景凤、张丑等都比文徵明年轻,而且在书画创作上的建树也远不及文徵明,在全面性方面更是逊色于文氏。就米芾、赵孟頫、柯九思、文徵明、董其昌五人而言,严格来讲有书画鉴藏文献存世者也只有米芾、文徵明、董其昌三人,这从中国古书画鉴定体系的成熟来看,文氏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


文家收藏书画,其目的在于创作,与商人性质的藏家不尽相同,从相关文献来看,其藏品多来自于他身边的师友,而文徵明和他的儿子们又有所不同,文徵明很少参与带有射利性质的书画买卖,文彭和文嘉则不然。据刘金库研究,项元汴家族和文家在藏品上的来往最多,项家的许多藏品就直接来源于文家。惜文家未有收藏著录存世,我们对其藏品的具体情况也难以了解清楚。谢巍认为文徵明的《莆田集》“所载其过目之古书画名迹,已有百数,若计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诸名家书画,当有数百。其于嘉靖二年至五年在翰林待诏任上,内府所藏亦必有过目者,以及收藏家、好事者送请鉴赏亦不少。且其家于嘉靖年间搜求书画不遗余力,所刻《停云馆帖》已可见收藏法书之富”。文家究竟收藏了哪些法书绘画,今天已难很难考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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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雍 秋林远岫图


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都承继了其父的鉴定专长,且尤以文嘉成就更为卓荦,那是因为文嘉有一本著录文献存世。文嘉作于1568年的《钤山堂书画记》,并不是严格的书画著录,充其量只是一本粗略的“抄家物资账单”而已,其中的部分书画文嘉对之略有考订,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王献之法书《鸭头丸帖》(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文嘉考订如下:“上题永和真迹,内附献之十三行鸭头,亦绢本真迹,别本无此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人孙过庭草书《书谱》,“上下两卷,上卷费鹅湖本,下卷吾家物也。纸墨精好,神采焕发,米元章谓其间甚有右军法,且云唐人学右军者,无出其右。则不得见右军者,见此足矣。别本云,真本,惜不全”。也许是当时情况所限,文嘉的品评显得不是很严谨,带有美学式评论性质,但还是可以看出文嘉深湛的鉴定功夫。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未必是真迹,若视作唐人摹本却是时下书画界所公认的。孙过庭的《书谱》则是没有争议的唐人法书。文嘉认为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是北宋米芾的摹本,由于该帖真迹早已佚失,我们无法推断文嘉所见的法帖的母本,也就无法做进一步的评论。在古书画鉴定中,辨别出作品的真伪有时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而给予作品一个准确的时空坐标则十分困难,从这一点来看,文嘉的眼力自有其过人之处。


行草书鸭头丸帖卷 唐摹本


1565年夏,文嘉在《钤山堂书画记》的结语处写道:“嘉靖乙丑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凡分宜(严嵩)之旧宅,袁州(严世蕃)之新宅,省城诸新宅所藏,尽发以观,历三阅月始勉毕事。当时漫记数目以呈,不暇详别。今日偶理旧箧得之,重录一过,稍为区分,随笔笺记一二传诸好事,明窗净几一时一展阅,恍然神游于金踶玉躞间也。”段题记解释了书中所录书画没有详加考订的因由,这也使得我们无从推断文嘉鉴定古书画的思致。有意思的是,文嘉也像他的父亲一样,经常在古书画作品上题写鉴语,留下了许多有关书画鉴定的文字,以至于后世许多“好事者”多伪造他的笔迹,题写在书画的贉纸或裱边处以求高价。如现藏无锡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丁云鹏《应真渡海图卷》(纸本设色,纵667.5厘米,横32.2厘米),画幅整体艺术水平不低,其后贉纸却有文嘉的手写楷书《般若波罗蜜心经》,比对传世文嘉墨迹,此跋文显系伪迹,无疑是某位古玩商出于射利,借助文嘉大名以提升画价而已。和他的父亲一样,文彭也经常在书画作品上题写鉴定品评文字,这在《东图玄览》一书中记载颇多,存世的书画藏品中亦有为数不少的文彭题识,鉴于文彭没有专门的书画著录文献存世,兹不做详细研究。


集书画创作、收藏与鉴定为一体的文徵明父子,其文化意义远超过了他们作为“吴门画家”和“吴门书家”的身份,这一点不仅是文氏父子超越同侪的卓越之处,更是明中叶以来具有真正书画鉴藏学意义上的“具眼”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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