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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

时间:2018-04-08 20:52:31

摘要: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间湮没。
 张伯驹

 

4月2日,为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张伯驹捐献文物精品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大收藏家,出场自带话题。他和夫人潘素的爱情也广为言说。

但他最为人所记住的,是倾家荡产事收藏,却分文不取悉数捐献——据称,现如今的故宫博物院,有近一半顶级书画为张伯驹所捐。

章诒和写张伯驹: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间湮没。

 

 

张伯驹:“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

 

本文转载自理想国  文:张昌华

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

 

中国之有“四公子”一说,始于战国: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明末,桐城的方以智、如皋的冒辟疆、宜兴的陈定生和商丘的侯方域并称“四公子”。清末,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和丁惠康亦以“四公子”名世。

 

到民国,溥仪的堂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克文)、张作霖儿子张学良以及直隶总督大臣的哲嗣张伯驹被誉为“民国四公子”(另有版本)。张伯驹有诗记云:“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公子者,绝非止名门大少也。他们各因任性负气、天马行空或才情洋溢、个性卓绝而闻名天下。

 

1.

“重瞳乡人”

 

1982年阴历正月十五,京华城内元宵节的大红灯笼刚刚挂上,“重瞳乡人”为夫人潘素庆生的鞭炮尚未点燃,自己却被救护车送进北大医院。一介布衣,一身中服,一脸土色,唯一副眼镜显示他是一个文化人。

 

老人患重感冒,按等级惯例,他被安置在一间八人大通铺式的病室。潘素为平慰八五高龄夫君的心境,向院方申请转入小病室。回答干脆:“级别不够!”

 

两天后,同室病友“走”了一个,泣声揪人,老人由感冒已转成肺炎。潘素再次恳请换病房。答声依旧:“级别不够!”老人病情每况愈下,仅靠输液维持心跳;未几,陷入昏昏沉睡,2月26日,告别人世。

 

“重瞳乡人”辞世后,有人在医院门前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级别不够(住高干病房),够的能有几个有他对国家贡献大?他捐的国宝,足够买下你们医院!”

 

“他”是谁?

 

他叫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别号丛碧馆主,河南项城人。项城历史上出过舜和项羽,太史公说,他们都是“重瞳子”(有两个瞳孔,异人异相异秉)。出于对乡土历史名人的仰慕,张伯驹自谓“重瞳乡人”。

 

30年代的张伯驹

30年代的张伯驹

 

他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之子(过继。生父张锦芳)。张镇芳与袁世凯有戚谊,伯驹的姑母嫁给袁世凯之弟。小伯驹天性聪颖,有神童之誉。他与袁世凯的四个儿子在天津新学书院同窗,受到良好的古诗文教育。他知识的广博和记忆的超群深受老师的赏识,预言他“前途不可量也”。

 

张镇芳为造就儿子的锦绣前程,在张伯驹十七岁时,送他进了袁世凯专为贵胄子弟办的混成模范团骑科。1915年元旦,张伯驹衔父命进京给袁世凯拜年。袁见张伯驹一表人才,甚喜欢,送他珍裘、典籍作见面礼,又邀他“将来到府里来当差”。

 

张伯驹于模范团毕业后,先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麾下任提调(秘书)。“宝马金鞭,雕冠佩剑,年少英姿,意气豪横”,何等风光!可他身栖军旅,心在营外。

 

他鄙视官场的尔虞我诈、争逐名利和腐败,忧心国事日颓,与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相距甚远,遂有“秦关百二,悔觅封侯”之叹,倒把看戏、学戏当成乐趣。他不顾父母强烈反对,脱去戎装,倾心学艺。

 

不久,任商业银行董事长的父亲染疾去世,张伯驹理应接班。可他不屑“商人斤斤计较,坑蒙拐骗,毛票换大洋事”,死活不干。在母亲逼迫下,当个挂名的盐业银行董事兼总稽核。

 

他不认官,不认钱,醉心诗词、书画和戏曲,成了京城第一大玩家。诚如章伯钧所说:“中国文化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级里最没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张伯驹字画

张伯驹字画

 

张伯驹性孤傲,即令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生,他见话不投机,就独自闷坐,摸下巴、拔胡子以对。他虽富可敌国,但不烟不酒,不着绫罗,以布衫一袭为尚。张伯驹重气节,志在做名士。他与溥侗、夏仁虎、黄君坦、于非闇、叶恭绰、刘海粟、张大千、梅兰芳、余叔岩等一大批词客、丹青手、名伶过从甚密。

 

他与表兄袁寒云性情相投。他欣赏寒云的“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反帝制的风骨。两人诗词唱和,同写梅花,共登戏台,人称“项城两才子”。寒云早逝,伯驹大恸,挽联写得凄楚:

 

天涯落拓,故园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

芳草凄迷,斜阳黯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张伯驹有君子风节。方地山是寒云的老师,清高狂妄,袁世凯称帝时他不居官,题诗明志:“千年大睡浑闲事,何必陈抟见不平。利且不为何况善,安得高枕听鸡鸣。”张伯驹敬佩不已。方是时穷困潦倒,蜗居斗室,三餐不继,伯驹惠助,为不伤其自尊,巧借托收字画为名,以重金相酬。

 

《空城计》赈灾演出,武打泰斗杨小楼帮衬饰马谡一角,张伯驹以为是平生殊荣,慨赠一部汽车!他师从余叔岩学戏,余晚年多病,坐吃山空,而家中食指浩繁,张伯驹援手从不眨眼。表兄袁克定抗战时拒绝和日本人合作,显示了民族气节,但晚景凄凉,无处栖身。张伯驹将其接入家中,为他过八十大寿,养老送终。

 

张伯驹雅量惊人。在“反右”斗争时,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他时言辞过激,钱去世消息传来,张托人带赙仪一百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当时人均伙食费每月不过十多元。朋友劝他不必送这么多,意思一下即可。但他坚持。张说:“他批判我,不能怪他,更况当初宝森帮我打把式练武功的交情还在。”

 

1996年笔者拜访王世襄,与先生聊及张伯驹,王世襄说:“伯驹先生,天下第一大好人。我当初只想看看《平复帖》,他居然让我抱回家研究。他遭那么大冤屈,不怨天、不尤人,依然故我。”周汝昌先生亦曾对笔者说过:“伯驹先生雅量令人佩服。我年轻时对他《丛碧词》一书的音律提了几十条拙见,他从善如流。”

 

平复帖

西晋 陆机《平复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张伯驹爱国不言功。他1947年入民盟。一·二九运动时,他以民盟委员身份参加北大学生会,积极协助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与学生会员一道写标语、组织游行,捐献钱款。

 

国民党要员逃离北平时,曾派员上门游说他飞台,他不肯。“分明是因为我藏有《平复帖》、《游春图》等无价之宝。这珍宝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我岂能离开自己的国土。”后国民党当局又安排他赴美定居,他仍坚拒。

 

1948年,国民党蓝衣社曾寄他一颗子弹,警告他别多事。因为张伯驹是北平和平解放三位有功者之一,他与邓宝珊、侯少白(傅作义的高级顾问)是挚友。伯驹从西安返平,多次宴请邓、侯二位将军,请他们到家中欣赏他收藏的国宝。

 

邓、侯深为伯驹不惜倾家荡产收藏国宝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谈到北平和平解放时,三人不谋而合。张伯驹在不同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以保存北平人民生命财产和文化遗产为重。在隆隆的炮声中,他自己驾车,将家中两盆开得最旺的腊梅送往傅府。傅作义闻报揖门相迎。

 

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张伯驹把当年在西安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捐给了国家。解放了,他人都做了官,而张伯驹仍默默地专事自己的艺术事业,除一度在燕大任教席外,大部分精力用在北京京剧基本研究社等民间艺术团体的创建、发展上。至于他1956年捐国宝的豪举是后话,此暂不叙。

 

张伯驹谢世,挽联如雪,备颂懿德。灵堂两侧悬挂长联(潘絜兹挽)联为:

 

晋唐宝迹归人民,先生所爱,爱在民族,散百万金何曾自惜;

丛碧遗编贻后世,夫子何求,求其知音,传二三子自足千秋。

 

老友张琦翔的一副挽联全面、平实、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这位“重瞳乡人”的一生:

 

曾从戎,务实业,立杏坛,工考古,海内公子谁得似?

擅诗词,长戏曲,能书画,识棋道,中州方域自足称。

 

张伯驹书法作品

张伯驹书法作品

 

2.

“绘事后素”

 

张伯驹博学多才,除研习诗词、钟情丹青外,还学篆刻。他曾与梅兰芳同拜陈半丁为师学治印。那方“重瞳乡人”印即陈半丁应邀为其所作。张伯驹曾为夫人治了一方“绘事后素”印,典出《论语》。张伯驹巧借、赋予新的含义:自谦他的绘事在“素”后。素,潘素。一个与他相濡以沫共度近半个世纪的平凡女性。

 

潘素,原名白琴,苏州人。名门之后,先祖潘世恩是前清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延及潘素父亲潘智合辈,家道中落。潘智合不才,又染纨绔子弟游手好闲恶习,家境如江河日下。

 

潘白琴不幸,早年丧母。继母王氏进门后,存心歹毒,将少女白琴坑蒙拐骗到欢场卖艺。潘白琴七岁习艺,师王兆生学琵琶,从管平湖学古琴,花季即过着指弹琵琶泪双流的卖唱生涯。

 

潘白琴姿容卓绝,柳叶眉下那双秀目妩媚动人,眉宇间泛出的一丝淡淡的哀怨,令人倍生怜爱。她一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绝技名闻遐迩,业界誉之为“潘妃”。

 

潘素在上海(1937)

潘素在上海(1937)

 

旧社会,贵胄子弟在外应酬涉足欢场,逢场作戏或红袖添香实属平常。张伯驹难能免俗。那时张伯驹做盐业银行总稽核,每年要到沪上分行查账两次。在沪期间,经孙履安先生引荐结识了“高张艳帜”的潘白琴。张伯驹见到这位小他十七岁的潘小姐,惊为天色,短暂的交流后顿为她的蕙质兰心所倾倒,并撰联以颂:

 

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张伯驹不仅把潘妃两字嵌入联中,还巧将潘素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誓意引为知己。潘白琴亦欣赏张伯驹的温文尔雅和潇洒倜傥,互生爱慕。奈何潘白琴名花有主,对方是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获知她心另有属,便将她软禁在“一品香”酒店。张伯驹请盟兄孙曜东援手。孙是上海的“一只顶”,年轻气盛,不惧为友人两肋插刀,买通臧的手下,将潘窃出来……

 

张伯驹决意重新铸造一个超凡脱俗的潘白琴。他请老画家朱德甫教她画花卉,请举人御史夏仁虎教她古文。当潘有意要学山水画时,张伯驹又请汪孟舒教她山水。潘白琴后来成为青山绿水名画家,那全凭张伯驹精心栽培,全力打造。

 

张伯驹、潘白琴在姑苏举行婚礼。孙履安证婚。婚礼上,一位洞悉新郎新娘婚史的朋友,献上一联,颇有情趣:

 

一对璧人,此日结成平等果;

几番花信,春风吹出自由花。

 

张伯驹送给潘白琴的礼物是一枚葫芦形印,上镌“京兆”二字(此印两方,伯驹自存一方)。白琴问“京兆”何解。伯驹讲述张京兆画眉的典故——张京兆是汉宣帝时的京兆尹,原名张敞。张敞与夫人感情甚笃,常以为夫人画眉为乐事。

 

进洞房时,张伯驹见夫人卸去礼服,着一身洁白素衣。张问大喜之日,何着素装?白琴答:“洁白如素,是我的本色。”张伯驹深知其意,即绘一幅荷花以赠,上书“出污泥而不染,为夫人白琴而作”。是年9月,他们拜过印光法师,皈依佛门。印光法师将“白琴”改为“慧素”。

 

其时,张伯驹早有家室。原配李氏,二夫人邓氏,三夫人王氏。那都是家人送的“礼物”,李氏不育而有邓氏,邓氏不育而有三房,都是有亲而无爱。好在潘素识事通达,她与三位姐姐和睦相处。时至1949年,原配李氏已过世,张伯驹与邓氏、王氏办了离婚手续,斩断了历史遗留的枝枝蔓蔓,共享二人世界。

 

潘素成为张太太以后,并非一路阳光,而是数度烈火炼就这对患难夫妇的真情。

 

1941年春,张伯驹突然遭绑架。缘于张伯驹到沪长盐行上海分行,挡住李祖莱升迁之路,李勾结汪伪刘培绪部下师长丁锡三所为。绑匪扬言:须拿一百根金条赎身,否则“撕票”。

 

这飞来横祸急坏了二十七岁的潘素。为收藏字画家财已变卖,囊空如洗何来赎金?有卑劣之徒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垂涎潘素姿色。上海大世界某大亨,在酒宴上向潘素打包票代她救人,可幕后的肮脏令潘素怒而告席。

 

曾任盐业银行总经理的任凤苍,奉劝潘素将珍贵字画出售给梁鸿志、任道援(二人皆汉奸头目)筹谋赎款。潘素固然救夫心切,但她岂忍卖掉丈夫的全部心血,那样即使伯驹得救,也虽生如死。更况张伯驹托中间人秘传:“绝不能卖字画!”

 

张伯驹曾对友人说他有“四喜”,其中第一喜字画,第二喜女人。此言不虚!张伯驹在匪窟惦念娇妻,以绝食抗拒,最后经中间人斡旋见到潘素手迹始放心。万难之中,潘素向孙曜东求救。

 

孙的太太吴嫣与潘素本是北里姐妹,旧谊颇深。孙此时已投靠汪伪政权,任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孙将此事捅到周佛海那儿。当时周佛海正联络北方银行界南下人士,吸纳资金,稳定金融,绑了张伯驹,岂不断了财路?

 

虽经通融,但孙曜东怕绑匪得不到一点好处,会怒而撕票,便叫潘素准备二十根金条“打点”一下。经可靠中间人周旋,被绑了八个月的张伯驹终于生还。

 

1956年张伯驹诚献瑰宝的惊世豪举,潘素是双手赞成的。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上潘素与张伯驹二人并列。1957年张伯驹落难,潘素一同由京华被贬到长春;1969年冬,七十一岁的张伯驹被遣送吉林省舒兰县农村劳改,潘素成了他的拐杖。

 

在那“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中唯剩诗”的穷困岁月,潘素一直视丈夫为唯一。她一直把他当做老小孩供养着。据说,50年代张伯驹已囊中羞涩,但见到心仪的古画,仍心痒不已。掌管柴米的潘素不免犹豫。

 

“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张伯驹曾自比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潘素培养成董小宛似的人物。潘素不负丈夫所望,终成为名重一时的青山绿水画家。

 

潘素的画作,张大千评说“神韵高古,直逼唐人”,是否过誉,聊存一说。但她早年的一件临作清初画家吴历的《雪山图》,有五十多位名人题字。上至清末探花、翰林、进士,下到现代的溥心畬、黄宾虹、陈半丁、于非闇、章士钊、叶暇庵、潘伯鹰以及孔德成等。

 

且看沈尹默题诗:“墨井精灵造化工,黛螺著粉雪山同。兰闺亦有吴生笔,点染才分咏絮功。”溥心畬题:“衡门无遇客,萧瑟对寒林。岩际悬飞瀑,能清冰雪心。”

 

潘素青绿山水

潘素青绿山水

 

潘素自己所作的《松涛琴韵图》,曾获时人陈宗蕃、陶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高度评价。张大千礼赞:“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为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1980年,“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在北海公园展出。张的书画多对联、花卉;潘作多为青山绿水。潘素的工笔重彩令人注目。画展获得空前成功,美术史家常任侠在香港《大公报》撰文评说:“潘素的青山绿水,工力既深,培基复厚,远绍祖国唐宋传统,下与明清名家并驰。”

 

1981年,潘素的作品在香港展出,也曾引起很大轰动。她的《云峰秋色》被行家誉为“调子优雅、和谐”、“无匠气和刻板之感”、“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国家曾用潘素的山水作品当国礼,送老布什和撒切尔夫人等外国元首。

 

“伉俪联袂,书画争辉”是不争之实;平心而论,张伯驹的“绘事后素”虽是自谦,也是事实。

 

即令在气节上,潘素的狷介也不让伯驹。1937年左右,伯驹、潘素居西安,时蒋纬国结婚典礼,邀请张伯驹夫妇参加。晚会上,蒋纬国知潘素善弹琴,特邀其弹一曲助兴,潘素以琴不在侧,礼貌地婉拒。蒋纬国不识趣,复托人再请,潘仍不为所动。

 

3.

“还珠于民”

 

张伯驹是举世闻名的大收藏家,他之所以受世人尊崇,盖出自他“私收公藏”,“还珠于民”。他倾家荡产事收藏,却又把收藏精品悉数捐给国家,这一豪举可谓空前绝后。

 

张伯驹坦言:“不知情者,谓我收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经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张伯驹对收藏的兴趣,始于1926年。是时,溥仪被逐出故宫移居津门“张园”。袁世凯死后,优待清室政策取消。溥仪不得不变卖从宫中携出的书画以维持奢靡。流出的书画有相当部分为张伯驹收藏。

 

1936年溥儒出手的唐韩干的《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叶某买去,张伯驹知叶某专做外国人生意,他怕此宝外流,便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写信,请他关注,以防宝物出境。宋复张函云“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张伯驹痛心不已。

 

唐 李白《上阳台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唐 李白《上阳台帖》 故宫博物院馆藏

 

他知道溥儒手上还有件国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此系存世最早的一件墨迹法帖,而且流传有绪。张伯驹担心此帖会重蹈《照夜白图》的覆辙,他请悦古斋老板韩博文往商于溥儒,可否相让;如不想转让,需用钱可抵押。溥儒回话:他现在不需要钱;如转让,须二十万元。张伯驹拿不出这笔巨款,此番说项,只不过起“早备一案”作用。

 

不久,叶恭绰在上海举办文献展,《平复帖》显身。张伯驹、张大千同观。伯驹托大千向溥儒说项,云愿以六万元求让,但溥儒执意非二十万元不谈,作罢。物,本以缘聚散。

 

1937年夏张伯驹回北平度夏,因卢沟桥事变交通受阻,他暂居北平,往来平津之间,偶然在火车上遇到老友傅增湘(沅叔,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傅语张,溥儒母亲去世,他是孝子,要为母大办丧事,手头正紧。言下之意,这正是求让《平复帖》良机。

 

张伯驹心想,我两次求让溥儒不肯,此时旧事重提是否有点乘人之危?并说,溥儒需用钱我先借一万。傅增湘劝张伯驹不必过虑,他说他愿促成此事。

 

从天津回到北平的次日,傅增湘就把《平复帖》抱到张家。他说:“溥儒要价四万,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一次买断。”就这样《平复帖》为张伯驹拥有。张伯驹把斋名也题为“平复堂”。

 

据说,当年转卖《照夜白图》给日本人的白坚甫,愿出二十万元欲得此帖,而张伯驹已捷足先登(另说,日本人出价三十万请古董商劝张伯驹割爱,遭张拒绝)。张伯驹晚年提及此事时,淡然地说:“那只不过是终了一个夙愿而已,此功应归傅沅叔先生。”

 

张伯驹收藏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当属千秋佳话。1946年北平古董商人马巨川搜罗了一批珍贵古画,包括《游春图》,他想转手卖给洋人。张伯驹获知后,连夜赶到马宅单刀直入要收购。此画马巨川本以数两金子购得,此刻张口要八百两黄金,显然在讹诈,以吓退张伯驹。张气得拍案说:“马老板,此卷我收定了!不得闪失!”

 

可张伯驹哪有这么多钱,旋报告故宫博物院马叔平院长,希收归国有,并建议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故宫博物院回话无力收购。张伯驹急了,托请墨宝斋的马宝山、崇古斋的李卓卿出面与马巨川洽商。马见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怕不好收场,几经磋商,同意降价以二百二十两黄金转让。

 

张伯驹既兴奋又着急,为揽住这件国宝,他毅然下定决心忍痛割爱,将已寓居多年的弓弦胡同豪宅(原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出卖。北平辅仁大学出价二点一万美金买下。张将美金兑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可商人唯利是图,马老板刁难黄金成色不好,需追加二十两。张伯驹急煞之时,夫人潘素把自己陪嫁的首饰变卖充数,得以成交。

 

隋代 展子虔《游春图》 故宫博物院馆藏

隋代 展子虔《游春图》 故宫博物院馆藏

 

一个月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差人来谈,云他愿以五百两黄金收《游春图》,希割爱。张伯驹复函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张伯驹得《游春图》后自号“游春主人”,作《春游琐谈》、《春游词》。自叹:“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

 

《平复帖》、《游春图》俱归张拥有,堪称“二希合璧”,其辉煌奠定了张伯驹在收藏界的盟主地位。除上述两宝外,张伯驹还收藏了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宋蔡襄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和唐李白的《上阳台帖》等,件件都是稀世珍宝。难怪章伯钧曾说他收藏的五千件书画全卖掉,未必能换张伯驹的一张。

 

如何处置这些宝物?出于对潘素之爱,1941年张伯驹曾亲笔书录:“自潘素(慧素)嫁我以后,我未曾给过她一文钱。卢沟桥事变后,我的家境已经中落。”“民国三十年,我又突然遭到汪精卫伪军的绑架,这时奉养我生母、营救我的都是潘素一人。”“为了保存国家文物,潘素也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所以我把我的书画(名称列后)给与潘素。一、陆机《平复帖》卷;二、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共十八件。”当时见证者是张伯驹婶母崔氏、王冷斋和陶心如。三人签字画押。

 

十五年后的1956年春,当国家号召买公债时,张伯驹手中无现钱,政协会上他表示将一生珍藏字画精品(八件)卖给国家,所得款项全部购买公债。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此物他本已赠夫人,何逸出旁枝?原来,他与夫人早已商量好,以夫妇名义共捐。张伯驹对夫人的深明大义颇为感动,书“知我者,潘素也”。

 

后来政府奖励了张氏夫妇二十万元,当时张伯驹的经济状况已是捉襟见肘,自云“貌如仓之鼠”、“等卧辙之鮒”,但他分文未取。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的奖状,称张“化私为公,足资楷模”。另外他还将唐李白的《上阳台帖》赠毛泽东。毛嘱中办致感谢信,并附一万元。毛收到此帖把玩数日,交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的嘴轻轻一张,一生的心血就在刹那间尽归国有。当年避秦,辗转陇蜀之间,为护这几件国宝,他们夫妇将画卷缝在棉被里,日夜提心吊胆,怕日本人,怕土匪,怕意外,惶惶不可终日……刻下,夙愿得偿,喜悦固然,但不免有种骨肉难舍的痛楚、失落。

 

若干年后谈及此事,张伯驹心态平和地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张伯驹捐献的岂是国宝,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

 

中年张伯驹、潘素夫妇

中年张伯驹、潘素夫妇

 

4.

“红毹纪梦”

 

张伯驹对京剧不是爱而是痴。他曾作《红毹纪梦诗注》,以诗的形式记录毕生参与京剧活动的往事,以及剧坛掌故、剧人轶事等。每首诗作后附有详简不一的笺注。

 

此书最早在香港出版。吴祖光评价为:“虽如信手拈来,却非游戏之作,而是一部京剧史诗。”《中国京剧史》人物部分亦收《张伯驹》篇,称其为“著名戏曲理论家、老生名票”。

 

云其“老生名票”,那是名不虚传。

 

张伯驹七岁时看的第一场戏是杨小楼的《金钱豹》,武戏,打闹折腾很过瘾,种下了戏曲种子。后来他脱去了官袍穿上了戏装。他曾云:“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真正学戏是三十一岁,启蒙老师是余叔岩。

 

那时,他常到余家耳闻目睹余叔岩调嗓、与琴师说戏,要坐等到夜间12点后余才向张说戏,常常闹到半夜三四点方归。张伯驹的嗓子不大好,所谓“云遮月”,有点沙哑,但他学得认真。他每登台,以“冻云楼主”名,袁克文自号寒云,两人同籍,人称“中州二云”。

 

1931年,他与溥侗、袁寒云同登开明戏院“亮相”。卸妆后他们或花街买醉,或即席赋诗,尽显风流。章伯钧有句名言:“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令张伯驹最为得意、终生难忘的是1937年在北平隆福寺福全馆的演出,以庆寿为名,行募捐赈河南旱灾之实。那是他一群篾片朋友策划的,出演《空城计》,旨在“喧宾夺主”。由“票友”张伯驹演诸葛亮,请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仙四大明星帮衬,分别饰王平、马谡、赵云、马岱。

 

众星捧“月”,平时两星同台已不多见,这下四星荟萃,惊动全国。沪、宁、津戏迷都来助兴、捧场。张伯驹一句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一出口,台下掌声雷动。

 

张伯驹打出了票戏天下第一的风头。报纸广告语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章士钊看戏信口戏作打油诗:“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空城是何人。”张伯驹曾以诗记盛:“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这一戏绝响,成菊坛佳话。

 

张伯驹一生热爱京剧事业,多次参与发起北平国剧学会。他是北平分会七委员之一。1931年北平国剧学会成立,他为学会募捐五万元基金。1944年学会迁至西安,他率先编出《二进宫剧谱》出版以资纪念。1956年,他任“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组织观摩演出《盗卷宗》……

 

晚年张伯驹、潘素夫妇

晚年张伯驹、潘素夫妇

 

古人云:会玩枪的枪上死,会耍刀的刀上亡。张伯驹的人生第一个大跟头,就栽在京剧舞台上。那是一场红毹噩梦!

 

1957年4月,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号召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上批评许多干部怕“放”的思想,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张伯驹为此叫好,认为此举不至于使老艺人的绝活失传,积极响应。

 

据张允和《昆曲日记》1957年5月4日载:“今天张伯驹召集七个文艺团体开会。张伯驹发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社会团体是力量,内中有很多内行。这次观察中提出,应重视社会团体。用座谈会方式,先了解情况。”

 

1957年5月16日,张伯驹又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是流行的,那是五十年前,现在衰退……剧本完全开放,请大家大胆鸣放。”又对戏曲界现状提出批评:“一、中外不公——外国好中国不好;二、新旧不公——旧的不好,新的好;三、老少不公——对年轻的好,对年老的不好。”

 

张伯驹是个想干敢干说干就干的人。他在周扬、钱俊瑞建议剧目开禁的指示精神后,剑及履及,在他主持的京剧基本研究社内组织《马思远》(又名《双铃记》、《海慧寺》)的演出。此戏是著名花旦于连泉的绝活,连夜赶排。戏有点色情,是50年代初文化部明令禁演的二十六个剧目之一。

 

张伯驹组织演出已就绪,5月10日《北京日报》上已发了消息。然而,当天下午北京市文化局来电话“暂不准公开演出”。张伯驹很不理解这种出尔反尔的作风。他一面叫剧团继续排练,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申辩,认为此举“将影响艺人的情绪”。

 

5月12日,张伯驹在和平餐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将事先拟好的文章给与会的记者,以图求得舆论支持。在会上他有感那几天风向突然变化,居然脱口而出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发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众人哗然。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由公演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固执地反驳:“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在新侨饭店试演一场,据与会记者谢蔚明说:“评价不一,否定多于肯定。”另有版本说:“演员们从赢利角度出发,还是自行上演了几场。”大概是张伯驹自作主张所为。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剧照。余叔岩饰杨延昭(左),张伯驹饰杨延辉(右)。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剧照。余叔岩饰杨延昭(左),张伯驹饰杨延辉(右)。

 

8月30、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召开两场张伯驹批判会。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写李自成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上,歪曲了伟大的农民起义”。

 

可张伯驹不服,反驳:“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周遇吉呢,还是统战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霎时群情激昂。接着《北京日报》公开批判张伯驹,批判他还有不少“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6年11月18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1957年4月,在部举行的整风工作会议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吗?……”

 

“1957年9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她们那样讲,也是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

 

康生认为张“极右”。张伯驹由此戴上了“右派”帽子。报道此事的《北京日报》记者曹某、《文汇报》记者谢某也未能幸免。张伯驹以诗记感:

 

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

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

 

很有趣,不久“大右派”章伯钧问张伯驹:“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作用?”

 

张伯驹答:“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听罢,章伯钧肃然起敬,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张伯驹古板,但也不乏幽默。

 

1957年夏,他的棋友陈毅获知他戴帽后,关心他的生活、工作。张伯驹向陈坦言:“此事(划右)太出乎意料,毕竟不能无动于衷。不过我也曾想过,自己鉴定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陈毅说:“你这样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张伯驹听了心中很舒服。陈毅将己作“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书成条幅赠张。

 

风平浪静的若干年后,张伯驹在大连棒棰岛遇到老友刘海粟。刘问他戴帽子的感想,张说:“给我戴什么帽子,倒无所谓。我是个渺小人物,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我老张捐献了这么多国宝,换来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别人会怎么说……”

 

上苍有眼,张伯驹总算遇到了知己陈毅,他铭感五内。他戴帽后,得陈帅庇护,1961年调到吉林博物馆当副馆长,知遇之恩使他向博物馆又捐了稀世珍宝宋杨妹子《百花图》等二十二幅字画。

 

好景不长,“文革”中陈毅遭批,他百思不解,于怒不可遏中填了一首《金缕曲》:

 

尘劫何能躲,奈升沉,纷纭此世,其中有我。但便淤泥莲不染,微笑点头也可。举目尽,烦烦琐琐。覆雨翻云成与败,在旁观只是乡人傩。论功罪,互因果。 池鱼殃及城门见。更娥姁、牝雉钟室,居心叵测。富贵岂堪安乐共,未许客星犯座。宁披发,佯狂衽左。换骨脱胎非易事,算螟蛉、终竟难成蜾。且争看,一刹那。

 

此词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认定是攻击旗手江青。张伯驹遂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抓。在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结论后,被遣送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劳改,张此时已是七十一岁的老翁。

 

1971年张回到北京,成了没有户口的“黑户”。夫妇二人靠亲友接济一点粮票度日。旧识周汝昌先生就多次援手,张还笔札相谢。笔者听范用先生说,他有次在小饭馆里遇到张伯驹先生夫妇在吃面条、烧饼,剩下半块小烧饼还用手帕包起来捏在手上……

 

70年代的张伯驹

70年代的张伯驹

 

殊不知诗词惹祸,诗词也得福。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张伯驹悲痛难抑,写了副挽联。当时家中无纸无笔,是李少春到单位拿了写大字报的纸笔,张伏在小桌上写就的。联语为:

 

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当时张伯驹把这挽联送给陈毅夫人张茜时说:“我这样的身份就不要悬挂了吧。”张茜还是坚持挂在灵堂。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十分欣赏这副挽联,问周恩来张伯驹何人,周告知是一民主人士。张茜乘机向毛讲述张伯驹的生存困境。后由周恩来指示童小鹏安排张伯驹到文史馆,终成为北京一市民。张茜遵陈毅遗嘱,将他心爱的一副围棋送给张伯驹夫妇。

 

张大千孙子张晓鹰赴北大医院探望张伯驹(1982)

张大千孙子张晓鹰赴北大医院探望张伯驹(1982)

 

张伯驹于1982年2月26日仙逝,3月26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叶圣陶主祭,民盟负责人萨空了致悼词。叶剑英、邓颖超等政要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等献挽联。《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均发了消息,备极哀荣。

 

追悼会上两个民盟老人对话,风传一时。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说:“这几年,我参加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词上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张伯驹,一个散淡的人,一个永垂不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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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及参考文献

张伯驹:《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宝文堂书店,1988。

楼宇栋、郑重:《张伯驹》,文物出版社,2008。

任凤霞:《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王忠和:《民国四公子》,团结出版社,2007。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张允和:《昆曲日记》,语文出版社,2004。

谢蔚明:《那些人那些事》,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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