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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来一复翁 | 再读白蕉

时间:2018-09-02 15:47:21

摘要:总之,我认为三百年来帖学书家,复翁为翘楚。将来帖学书法史上,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尽管因为时代限之,他多有未到处,毕竟瑕不掩玉。
 

蒋兆和画白蕉

 

 

 

三百年来一复翁

——再读白蕉

 

文_孟会祥

 

 

白蕉,1907年11月3日生于上海张堰尚书浜十六号。姓何,小名橘馨,为其父亲所起;名馥,字远香;又名旭如,为其寄父张仲田先生所起;又名法治。因喜欢美人蕉,自取笔名白蕉,别署云间、复生、复翁、云间居士等。祖父何朗甫,医师。父何锡琛,医师,爱好园艺,热心公益,人称献臣先生。母亲徐宝荆,性格开朗,勤俭能干。1923年,入上海海澜英专。海澜英专为蒋碧薇、蒋丹麟之父所创,通过蒋丹麟,结识徐悲鸿。后上过政法大学。1927年,失学,与李畹芬结婚。后应人文图书馆董事长黄炎培之邀,入馆为《人文月刊》编辑,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受到柳亚子、叶楚伧赞赏。1937年,执教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与唐云等组织“天风书画社”,参与徐悲鸿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1938年,与邓散木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1941年,与第二夫人金学仪结婚。1949年,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建国后,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1953年秋,赴京开会,在徐悲鸿处邂逅南社诗人姚鹓雏。在徐悲鸿陪同下看望齐白石。留京十许日回上海,翌日徐悲鸿逝世。1957年,因言获罪,被划成“右派”,降级、降职、降薪。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1962年,执教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1965年春节期间,赴合肥讲学。1966年,被批斗、抄家,“从严处理”。1969年2月3日,农历戊申十二月十七日凌晨逝世,享年62周岁。每每瞻读复翁生平照片,见其青年时代意气风发、气宇轩昂,望之如临风玉树,而晚岁抱病,枯槁憔悴,忧郁如垂天之云,感慨何似!

 

 

白蕉是平常人,不著青紫,一生无大跌荡、大关节;而能诗、能书、能画,天分卓荦,才变得不平常。

 

记得1999年购得上海书画出版社《白蕉兰题杂存卷》,我始知白蕉之名。此前,箧中有《书法大成》一书,其中收有白蕉的作品,竟然并没有印象。《白蕉兰题杂存卷》(白蕉自题《兰题杂存》)出版之前,别说学习白蕉,知道白蕉的人,也并不太多吧。这样的旷代杰作,这样的旷世逸人,哪能湮没?不几年,就兴起了“白蕉热”。等到2007年初海派书法晋京展,“海派代表书家系列作品集”甫一面世,《白蕉》卷被抢购一空。日前,上海书画出版社《白蕉墨迹集萃》印行前网上预订,书界友人居然奔走相告。试问,近代书家,谁有如此魅力?“文革”后30余年的书法类图书出版史上,几曾有过如此盛况?感谢这个时代,它允许我们无遮拦地喜欢真心喜欢的艺术作品,它允许我们怀着公平心,对曾经饱经磨难、几乎被岁月尘封的白蕉,加倍地倾心。白蕉,你这个清高狷介、调高辞雅、才华不可一世,而晚境凄怆、身后萧条之人,其道不孤,传人无数,该含笑于九泉了。

 

 

狂人、韵人、至人

 

白蕉有狂名。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十大狂人事之白蕉》云:

 

白蕉,丁未生,字复翁,本姓何,松江人,闻其父为名医,故蕉兄亦能知医云。余与之相交最晚,解放后在平襟亚衡先生座中始相识,时平君以《书法大成》稿本求白为审定者。先是,余久知其为一狂而懒之名士,报刊上亦时见其文字,小品文似专学袁中郎一路者。及见之后,觉和蔼可亲略无狂态也。

 

至五六年十月,中国画院筹委会成立,他为十委员之一,兼秘书长,闻为文化局科室调充者云云。时二个委员,刘海粟、贺天健,均旁若无人,白反觉更和气了。但余从不与之多谈多话。及大鸣大放开始,白写了一篇洋洋文章,论书法,竟认为中国无一人懂书法、擅写字(隐隐以他自居为第一),最后一段云,反不如日本人有所得,“吾道其东乎”。遂被揪了出来,问以何故念念不忘日寇之用意所在?先已有刘海粟、张守成等,戴上右派帽子,最后召白兄、钱瘦铁、陆俨少及余四人,劝自戴右派帽子,可以早脱云云。故吾四人同具名请自戴者也。初白与余二人同管资料室,后余至淮南,遂无消息了。及六二年余回院后,白已调去美校为教员或秘书矣。从此不相处一起了。至六六年后,又闻其与余等一样作了牛鬼了。及去岁余回家后,始知白已逝世了。据徐生告余,当其斗争最烈时,白所持手杖上贴了大字报,不准取下,走路以示众,白不堪日被批斗,病亟之时犹如此,致某日回愚园路家中时,爬上楼头,即倒地而死了。

 

白狂名至大,但余觉得,并不如外面所传为甚也。只他对沈尹默云云,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怿。或者即据此一例可概其余邪?白书学右军固佳,晚年作隶书,尤非马公愚、来楚生可及者也。

 

白蕉《行书七言联》

白蕉《行书七言联》

 

据唐吟方《雀巢语屑》云,白蕉早年举办展览,在广告语中即自称当代写“二王”第一人,而当时“物论殊不耳”。据白蕉夫人金学仪回忆:“悲鸿先生很赞赏白蕉的书法,为他订了第一张润笔单,并亲笔为他书写。1932年,特请他写‘屈原九歌’长卷,白蕉在《云间甲集》中云:‘悲鸿先生去年来书委写屈原九歌长卷,余以待病家居,鹿鹿未就,今半矣,乃始成之,计有真、行、草共计十纸。仙童乐静,不见可欲,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恨丹麟不及见之也(其时丹麟已英逝)。壬申白蕉。’”时年白蕉35岁,竟然自谓“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也确实有点狂。白蕉云:“甚矣哉!艺之使人傲也,此昔贤语。大概使人傲者,自视天下第一,视人皆二三等,或未入流也。余谓傲无不可,然宜在意而不在容,在意者必有成,在容者徒取厌。”

 

白蕉虽一介书生,然而所谓名士,位卑不妨怀高。建国初,柳亚子曾为白蕉写信,向华东局领导推荐其工作,白蕉不愿借其盛名,未寄出柳信。这也是一种清狂啊!其诗兼有老杜的沉郁顿挫与小李的旖旎多情,或放手成新乐府的通俗畅达,皆本于事实,直掳血性。在诗中,才可以体现其面向时代、面向社会的宏阔思致,这也是诗比书重要的原因。即如颜书伟大,但与杜诗相比,还是第二乘义。如《丁亥云深处杂诗之一》(大集子17面):“锋镝余生得幸全,休怜九载陷腥膻。小民泪尽甑无火,南望金陵又二年。”《上海解放凌晨观解放军行列》(大集子53面):“揩眼相看此日新,阳乌潜曜始如春。精神为发宵无睡,城郭能知世有人。静后惊雷犹隐隐,行中战马亦振振。未哀十载流离了,终惜百年陇亩身。”直可以史诗读之。书法之外,白蕉诗、画、印,皆非同凡响,限于笔者的学力和此文的篇幅,只能谈其人其书了。世人皆谓白蕉狂,我在读白蕉时,看到的却是进退揖让,彬彬有礼。尤其敬老尊贤,殷勤周至,令人动容。邂逅姚鹓雏之后,每有尺牍请益,或楷书、或行楷,无不全力以赴,写得精绝可人,毕见其尊仰唯恐不及。“闲日追随意自亲,姚侯文学我乡尊。却思车下仓皇别,又作相逢隔世人。”(大集子63面)这种情愫,感人深至。黄宾虹死,白蕉为送葬,留杭三日。齐白石死,白蕉著文悼念,因为懂得齐白石,说了“深入生活”的真话,也成为“右派”的“罪证”之一。

 

至于白蕉是否与沈尹默有隙,非我能知,不能置喙。唯尝见其论书三绝句稿本,有“气息强能到宋元”云云,似乎不够恭敬。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沈尹默还是白蕉本人的成就,与宋元大家相比,诗词根本没有侧身文学史的资格,书法也望尘而莫及,“强能到宋元”,说的是实话。中国的文艺批评,并世不论,否则与伦理、世故总是纠缠不清,近半年世纪以来尤其如此。白蕉真而直,当然就“狂”了。白蕉言事,往往直来直去。比如关于展览,白蕉尝曾说:“开展览会等于乞化。不敢骂尽世人,我自所感如此。”“展会之作,其始求名,其继求金,皆得失劳心。”白蕉可能料不到,其身后四五十年,书法会彻底进入展览时代,如果白蕉见到今天如火如荼的展览,当作何言呢?说出来会不会遭人不待见呢?

 

白蕉 上海解放诗札 刊于《中国书法》2005年第12期)

白蕉 上海解放诗札 

 

所谓风度,一种高华超逸之致,体现于立身处世之大节,也体现于一举手一投足的姿采。当白蕉与翁史焹通信,时时迸发的幽默风趣,真如《世说》中人物。如“小洋刀”一札(集萃翁信9面),曾经丢失了“向不离身”的“眼睛牌”小洋刀,去五金店询问太贵,就托翁问有没有五金业中喜书画者,愿以两倍之值的书画交换。 “此两得之事,庶视媒人耳。如可转托,功德万万。”读之真是令人发噱,不意复翁儿童般可爱。又“题研”一札(集萃翁集18面):“尊砚名端,极细润发墨,不待试审为上品。蔼老允看砚作铭,正见老辈敬事。我意请兄在厂假日先来取去求题。此在我亦是敬老。而我诺言必践,则如东方出日,尽人可信也,一噱。”“老辈”二字前,居然空了一格;“出日”之诺,令人抚掌。“蔼老”题后,又札(集萃翁集22面)云:“蔼老所制砚铭文甚好。俟吾题‘含光室’可也。数月来吾所欠友好笔墨颇不少,愈要不苟,愈拖时日,此实一病,不足为训,正因求工,每反拙耳。碧螺春毛尖恐不易多得,善为我致,必有善报。笑笑。”这个“笑笑”,婴儿般纯真。白蕉尝记:“一日与室人相骂,余愤而击碎一烟灰缸。又得一新解曰:天下无不是的老婆。”读之可莞尔否?钱君匋曾为白蕉刻印,其中二方,白蕉不满,写信直陈:“我意初有不足,未与老友言亦数年。若终不言,则抱憾终身矣。”历指瑕疵后说:“大刻不止一二,今求重刻,则不但不情,世且未闻。弟亦未躬自遇之也。敬奉商,便为一九五三年新事如何,如何?”这种真率,也实在不易见到。在我看来,白蕉尺牍文字,与其书法一样,走的是魏晋尺牍现代化的道路,他是活在现代的六朝人。王国维论词有“赤子之心”一说,既为赤子,可能不谐于俗,然而却永葆了真淳的本色。白蕉就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他是一个狂人、韵人和至人。

 

 

楷书、行书、草书

 

白蕉能楷书、行书、草书。尽管陈巨来尝谓白蕉隶书“尤非马公愚、来楚生可及者也”,实际上其隶书作品罕见,而且应逊来楚生一筹。至于篆书,我从来没有见过。尽管白蕉不反对学碑,但他显然是个纯粹的帖学家,他的成就限于楷、行、草书,是适宜的。

 

白蕉楷书初学欧体。白蕉女儿何雪聪《我的家庭》说:“(白蕉)少年时候就酷爱书法,把零花钱全都买了笔墨纸张,独自一人在低矮闷热的小阁楼上练字,从欧阳询《九成宫》入手,又临‘二王’,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曾明《一代名士,旷世才情——白蕉和他的艺术》说:“据说白蕉早年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对着阳光可与拓本重合,据说他临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也能如此。”这一说法是基本可信的。白蕉楷书以欧为基,但吸收了虞世南的因素,估计对《孔子庙堂碑》下过功夫。白蕉认为《汝南公主墓志铭》为米芾所临,若非深入临习,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另外,白蕉作品中的小楷,逼似钟繇,但他学钟书应该稍晚,因为其行书初期单薄,大概受钟繇小楷的启迪,才逐步变得结字错落多变、用笔沉实厚重。平心而论,白蕉楷书尚不具备大家的品质,只是为他的行书提供了基础。从书法史角度看,行书创立其实早于楷书,它的基础是隶书和草书,这样,说行书的基础是楷书,似乎不合逻辑。但是,当楷书成为正体之后,与行书的关系就相当密切了。纵观历代行书大家,其行书均需一个楷书背景,如苏轼基于颜、黄庭坚基于《瘗鹤铭》、米芾基于褚。有楷书基础,才能保障每个字均可妥为处理,并保障书体意义的完备。没有楷书基础,犹如为人打工,“工字不出头”,有楷书基础,才可以稳步发展自己的事业。

 

白蕉 戊子十一月诗札 刊于《中国书法》2005年第12期)

白蕉 戊子十一月诗札 

 

纵向考察白蕉行书,则早期以欧、虞为体,以《兰亭序》、《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为用,这也是其一生的基调。白蕉的行书的发展,走的是不断丰富的道路,他高瞻远瞩,没有多少犹豫彷徨。庚辰(1940)年作品,尚不能铺毫,点画枯劲而不润泽,字间映带牵强,行气乏善可述;同时也开始试验羼入钟繇的因素,这个羼入,贯串白蕉一生。壬午(1942)年所书扇面,就已经能够打开笔锋,点画血肉匀停、有肌肤之丽了。丁亥(1944)春所书册页(大集子17面至44面)是其早期重要的作品,试验了行书的各种面貌,白蕉以后的岁月,基本上是把这里面的各种风貌进行不断完善而已,真不能不佩服他超绝的感悟能力和超强的定力。是年白蕉37周岁,书法基本上是“务追险绝”的阶段。那种结体紧致、富于变化,字间茂密、爽利波辣的早期标志性风格,已经成熟。《二砚帖》(大集子第36面“七月廿五欣获二砚”)可视为这一风格的早期代表作。当然,这种风格显然受欧阳询《张翰》《梦奠》《卜商》等帖的模铸,这也是由楷书到行书的最佳路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本册页中有几段写得绵劲、虚灵,羲之杂帖的神采,宛然在目,如“开展览会等于乞化”、“云间写兰其竹石之类”、“聪明人必须有笨相”、“十年前国庆闭门写古诗”等片段,隐隐已是其晚年风格,与二十年后的《兰题杂存》息息相通。有创作经验的人应该知道,这是多么难以做到的事,是多么不可思议!

 

白蕉 六月二日致姚鹓雏先生札 刊于《中国书法》2005年第12期)

白蕉 六月二日致姚鹓雏先生札 

 

白蕉 七月四日致姚鹓雏先生札 刊于《中国书法》2005年第12期)

白蕉 七月四日致姚鹓雏先生札 

 

己丑(1949)年所书《新纪元卅八年五月廿五日上海解放凌晨观解放军行列一首》,已笔笔绵劲,打破了由楷书到行书过渡初期的生硬。标志着白蕉行书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初以致姚鹓雏的一组信札为代表作品(大集子标为“四十年代”,实应为1953年之后),尤以《七月四日帖》(大集子54面)内涵最为丰富、姿态最为妖娆。正如前述其尺牍文字,由于白蕉敬重姚氏,所以写得虽好,但因求好之心太过,不及与翁史焹书札更自由烂熳,机趣无限。如果说致姚氏书是翩翩少年风度,致翁氏书则啸歌自如,超凡脱俗。致翁氏书中极秀逸者,如《十月四日夜帖》、或可名为《小洋刀帖》(集萃翁集9面),字形削瘦挺拔,点画珠圆玉润,如西子浣纱归来、飞燕轻舞初歇,眉目举止,一一可人;极朴茂者如《四月十一日帖》、或可名为《黑墨白米帖》,为退笔残墨所写,不计工拙,而遒媚自足,黄宾虹若见,定当颔首也。此札提到去杭州吊黄宾虹事,黄宾虹逝世于1955年,白蕉的太平日子不多了啊。所以,《兰题杂存》之外,白蕉致翁氏书,当为其行书的颠峰之作。与之伯仲之间的,是白蕉致傅训(式诏)的信札。致傅氏书虽然面世不多,但件件精彩照人。《兰题杂存》为第三阶段,留待后论。

 

白蕉《行书七言联》1

白蕉《行书七言联》

 

从类型意义上说,白蕉行书有近欧者,如《杂书丁亥绝诗四屏》(大集子46、47面);有近虞者,如《行书思贤册》(大集子201面至212面)。其他作品,出入欧虞,不主故常,而总体演变方向为由欧到虞,即越到后期越宽博雍容。另外有种特别鲜明的风格,似乎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红笺信札三例。《致大生老兄》、《致宝鸿知兄》,都言及以母病返里。据何雪聪《我的家庭》说,抗战胜利后,白蕉回乡待亲,至1950年何母去世,则这两封信当写于1945年。与白蕉习见风格不同,这两封信都写得行笔沉厚,中宫宽博,行与行之间相互穿插。从笔致和气息来看,应为王献之—颜真卿—杨凝式的路子,沉酣处,与“真卿三稿”、《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彷佛。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件致翁史焹红笺手札,也是这种风格。白蕉行书面目跳跃性不大,然而也相当丰富,有时会出现反顾的现象,即时不时运用过去的风格,这从侧面说明,他其实有清醒的风格意识。另外,白蕉比较情绪化,并非出手即是精品,有些作品,实在对不起他的盛名。也正因为此,对白蕉晚年抄写毛泽东诗词的行书,还是留待后人去分析吧。

 

当然,不论何种风格,白蕉行书一例皈依于王羲之的风华神韵之中。正如夫子自道:“我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的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摹,遂能得其神趣。”其实,在白蕉行书中一一指示学王的痕迹是没有意义的。自古书家无不学王,但龙生九子都不是龙,要在得其神趣而自出机杼。就得其神趣而言,傅山正好比白蕉大300岁,傅山以来的帖学家,谁与抗衡?另外,有人认为白蕉受日本书法的影响,白蕉至翁史焹札(集萃翁集55面)曾说:“日人藤原书气息在晋唐五代间,其结构虽有唐宋明者,要我国明时实无此高手也。真可叹佩!”藤原,当指日本“三迹”中的藤原佐理或藤原行成,他们所处的年代,也正是五代北宋时期。白蕉没有把藤原之书,与杨凝式与宋四家相提并论,而是指出我国明时无此高手,可见推想他把藤原的成就,放在了明代。而白蕉自己的取法指向,“风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不师宋四家,何况藤原?说白蕉受日本书法的影响,恐怕不足取信,尽管他曾有“吾道其东”的感慨。

 

白蕉《隶书用清所尚五言联》 庚辰(1940年)

白蕉《隶书用清所尚五言联》 

 

至于草书,是个遗憾。作品可证,至迟壬午(1941)年,白蕉已经开始学习草书,其草书或属兴来一试,颇为凋疏,但点画不失法度,也有遥接二王的况味。可惜,等到晚年多作草书时,心境已大不同,居多作品显得焦躁褊急,再没有优雅、洒脱。《毛泽东诗词十四首卷》当为代表作,字法奇、行气畅,允为佳作,但与其行书相比,约略还处在一、二阶段之间,还在求奇、求趣,尚未达到一片神行、随心所欲的境界。这件作品,没有落款,自题为“毛主席诗词十三首”,笔下误吗?不清楚。时代使他心境大坏,又天不假年,其实是人不假年,他的人生和艺术,就草草结束了。

 

 

伟大的《兰题杂存》

 

无疑,《兰题杂存》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它像一支红烛,照亮了近世帖学。沙孟海说:“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寥寥数人,都是哪位,沙孟海没说;“数人”能为,“为”了没有,沙孟海也没有说。而历史事实是,自王铎、傅山以后,虽然碑学显而帖学微,而帖派书家亦自不少,但由于历史原因,造就不世杰作,产生像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杨凝式—《韭花帖》、苏轼—《寒食帖》这种人与书的对应关系,一件作品说尽作者风遒的作品,恐怕仅此一件而已。它境界高、技术难、篇幅大、字数多,是一定时段内、一种书法发展方向的登峰造极之作,有不可替代的书史文献价值,有历久弥新、令人玩味不尽的艺术魅力,符合了伟大作品的一切条件。

 

兰题杂存1

兰题杂存1。1

释文:朱注离骚,兰分今古,启后人聚讼,然考亭又有五言兰花诗云:‘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适意欲忘言,尘编讵能考。’则其今古之说有自疑也,为之一噱。

 

我想,并非出于偏嗜,我认为这件作品倾注白蕉一生才情,当以国宝重器视之。正如最杰出的作品总是留下些许神秘一样,这件作品没有记年。刘兆彬考为1963年,“右派”摘帽时期,颇有见地。其时,白蕉作品内容已以毛泽东诗词为主,书体渐以草书为主。经过划为“右派”的种种凌辱,心情已难得轻松,士气已销磨殆尽。转眼之间,“文革”浩劫即至,白蕉身受凌辱迫害,以至于死。天可怜见,不知什么机缘,使他在这样的缝隙中,如蚌吐珠,诞育宁馨,不然,近世帖学的海拔,就会低下一峰。

 

《题兰杂存》之所以杰出,一在乎语隽。题兰之语,看似随意,实则平时心得默记于心,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其中不少段落,或亦见于题画、见于著述、见于其他书迹,可见其用心深微,断非浮泛。白蕉的诗文语言风格,有雅谐两变。雅则似六朝人语,语简而意密;谐则寓妙理于嬉笑之中。简语如:“艺事含蓄便是凝炼,不独写兰为然。”“足下喜坡公法书,何妨看《马鸣寺碑》,更参王僧虔手帖。足下若云此中消息,预兰何事?我谓然则兰亦何预君事。”谐语如:“葱亦有兰,别是一种草本。写山兰不妙,而有韭菜面孔,不知短不能长,瘦可转肥。一噱。”至若“打灯取影”、“腾掷叫呼”、“半斤大曲”,“恨潍县不同时,报散木亦知道”,读来无不兴趣盎然,沁人心脾,六朝风度,顿还旧观。二在乎书妙。如前所述,白蕉行草书数变,得法、得趣、得意之余,至此脱尽窠臼,不囿于欧、虞、钟、王;结字删尽整栗,随机生发,使转自如,无笔不活。尤其短画如草萌芽、如兰吐瓣,活泼泼绽放生机。洋洋长卷,略无矜持,随心所欲,脱巾独步,所以灵感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若“朱注”一段明彻、“花易”一段畅达、“蕙一箭”一段虚灵、“写兰初患”一段枯润相生、“何若此”一段熔金出冶、“骤去捷来”一段酒气沸沸、“平锋侧断”一段浑厚华滋、“神与意会”一段酣醉无聊、“坡公法书”一段奇峭瑰丽,诚所谓“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油然拜倒!古来法书,以一帖一卷,如此美不胜收者,有吗?明代人好为诸体手卷,往往优劣参差,强为变化,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之感,难于掩饰。而复翁仅以行草,便天花乱坠,不可端倪。不需比照,略一涉想,便知高下斯别矣。

 

兰题杂存2

兰题杂存22

兰3

兰4

兰5

 

释文:花易叶难,笔易墨难,形易韵难,势易时难。势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则得墨;形在无意矜持,而姿态横生则韵全。

复翁自道甘苦之言如是云云。

执高腕灵,掌虚指活,笔有轻重,力无不均。四语自谓颇尽撇叶之秘。

或问写兰如何乃佳,云间曰:先不问佳,曰:既若能矣,于昔贤宜安,从曰:古人何所师?曰:如何得神,曰:行所无事。

蕙一箭数花,出梗之法,昔人多顺出,总不得力,花多时,看去尤支撑不住,不如逆入用笔作顿势,全得茁壮之天然也。

意在笔先者,不在临事,临事之意,必然失势。

 

而此卷的历史意义,又非一个妙字可概。自北宋大家以后,帖学莫不立足唐人,而囿于《阁帖》、《圣教》,即使划时代的大师赵、董、王铎也概莫能外。这是时代限之,没有办法。而至白蕉,始真正地截断众流,直取本源,挹二王杂帖之英华,成当代之二王。其书无一笔非二王,无一笔是二王,笔笔皆是白蕉,白蕉又无迹可寻,这正是人与书全面贴近魏晋,才能结出的硕果。如果说今天的新帖学也以直取山阴为旨趣和方法,则白蕉就是先行者。如果帖学有史,则王铎展盈尺小帖为径丈大幅,白蕉在风味上直逼二王杂帖,就是新帖学的滥觞。帖学史上,二王之后,颜真卿一大变,宋四家一变,赵子昂一变,王铎一变,白蕉则庶几称得上一小变,而这一小变的文本,就是《兰题杂存》。这是书法史对白蕉的厚爱,而这件杰作,就是白蕉对书法史的回报。

 

 

古典的书论家

 

古人讲究述而不作,历代书论,笔记占十之七八。白蕉工做的,是诗人,余事作书,再余事作画,所以无意作书论家,其《书法十讲》、《书法学心讲话》、《书法的欣赏》等,都是讲稿。而平时留心积攒的文字,成《云间言艺录》,包括《济庐艺言》、《临池剩墨》、《云间随笔》、《客去录》,统不过数千言笔记而已。这些笔记,不过是白蕉高超见识、高华风度的影子。综观其书论,只有两个特点:其一见识超群,其二文辞雅宜。与其由我绕舌,不如尝鼎一脔:

 

至于学书先求‘平正’,诸位休小觑了这两个字。‘横平竖直’真不是易事,学者能够把握,实是了不起的功力。

 

像孙过庭这样一个造诣深醇的书家,见闻广博,思入精微的伟大理论家,在他的《书谱》里就没有提出过‘永字八法’的说法,足证‘八法’是在初唐以后才出现的。

 

六朝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生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

 

学钟王字无从讨好而容易见病,因此急功者都不肯学,亦不敢学。

 

杨少师《神仙》草书亦负盛誉,则真江湖之尤者,盲人骑瞎马,知从来便不少此辈。

 

杨少师《韭花帖》与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必系米襄伪作。此老好弄狡狯,却不防八百年后有白蕉其人。

 

陆柬之《文赋》功力可观,差乏精采。(精彩)处亦复少变化。松雪、徵明气息自更不如。至其得病处,正复相同耳。大致天分尚少,用力甚多者,往往如此。

 

余尝评近代书家数人,或未免太苛。论云:康有为字如脱节藤蛇,挣所垂毙。吴昌硕字如零乱野藤,密附荒篱。郑苏戡字如酒后水手,佻挞无行。仓硕行书学王觉斯,倘及门亲炙,亦宜打手心;晚年《石鼓》有极佳者,今人无出其右。沈寐叟书如古冠名士,结构近《爨宝子碑》;而又参钟索草法,故初学包世臣而过包之浮,于前人殆近黄道周,倪元璐。打碑入帖,其拙处沉着处可喜。然亦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因白蕉书论无一不真、无一不深、无一不隽,也就无需再引了。

 

总之,我认为三百年来帖学书家,复翁为翘楚。将来帖学书法史上,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尽管因为时代限之,他多有未到处,毕竟瑕不掩玉。

 

201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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