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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

时间:2019-07-28 15:16:41

摘要:沈先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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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湖南凤凰人,苗族。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尝试用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1949年以后,改行文物考古,在文物研究上,他坚持以实物为依据,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走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成为新中国文物鉴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取得了堪与自身文学成就比肩的卓越成果。

 

 

沈从文转业之谜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代序

 

汪曾祺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沈从文之子——编者注)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去后,虎雏拿出几封信。一封是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一封是沈先生在1961年2月2日写给我的很长的信(这封信真长,是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写的,钢笔小字,两面写,共12页,估计不下6000字,是在医院里写的;这封信,他从医院回家后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我,这是底稿),还有1947年我由上海寄给沈先生的两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草书 唐诗四首,纸本 画心

草书 唐诗四首 纸本 画心

识文: 家本清河住五城,须凭弓箭得功名。等闲飞鞚秋原上,独向寒云试射声。炎炎夏日满天时,桐叶交加覆玉墀。 向晚移镫上银簟,丛丛绿鬓坐弹棋。猎马千行雁度霜(双),燕然山下碧油幢。传声漠北单于破,火照旌旗夜受降。朔雪飘飘开雁门,平沙历乱转蓬根。功名耻计擒生声,直斩楼兰报国恩。

钤印:从文(朱)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

 

草书 苏轼词,1980年作,纸本 画心

草书 苏轼词  1980年作  纸本 画心

识文: 山下兰叶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款识: 东坡词。沈从文习字时年七十八。

钤印:从文(朱) 凤皇沈从文(朱)

 

 

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1949年前后神经混乱的事,但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1948年12月7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京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留下来的,还有朱光潜、杨振声。对于“玄黄未定”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

 

“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但是他又估计自己很难适应:“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不幸而言中。

 

草书 唐诗,纸本 画心

草书 唐诗 纸本 画心

识文: 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别愁复兼雨,别泪还如霰。寄言海上云,千里长相见。北伐虽全赵,东归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遥知郡斋夜,冻雪封松竹。时有山僧来,悬灯独自宿。净扫黄金阶,飞霜皎如雪。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柳叶遍寒塘,晓霜凝高阁。累日此流连,别来成寂寞。枫林已愁暮,楚水复堪悲。别后冷山月,清猿无断时。

钤印:从文(白)

 

 

沈先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个人写了30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直到1961年写给我的长信上还说,因为高血压,馆(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时间“写本故事”(一个长篇),写三姐(张兆和,沈从文的妻子——编者注)家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想重新提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终没有实现。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

 

(本文选自沈从文著《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有删节,该书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3月出版)


 

花花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沈从文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

 

 

 

谈金花笺(节选

 

唐,天青色敷金彩轻容,轻容为无花的薄纱,新疆博物馆藏.jpg

唐 天青色敷金彩轻容 轻容为无花的薄纱

新疆博物馆藏

 

在服饰上大量用金的菩萨像(敦煌莫高窟第57 窟壁画局部,唐).jpg

在服饰上大量用金的菩萨像(敦煌莫高窟第57 窟壁画局部 唐)

 

清乾隆 描金宫绢

清乾隆 描金宫绢

 

用金银在各色笺纸上作书画,也由来已久。文献著录则始于汉晋方士用各色绸帛、笺纸书写重要经疏。这个方法一直被沿袭下来,直到19 世纪不废。直接施用于服饰上则晋南北朝是个重要阶段。当时由于宗教迷信,使得许多统治者近于疯狂地把所占有的大量金银去谄媚神佛,装饰庙宇。除佛身装金外,还广泛应用于建筑彩绘、帐帷旗幡各方面。因佛披金襕袈裟传说流行,捻金织、绣、绘、串枝宝相花披肩于是产生,随后且由佛身转用到人身的披肩上。唐代的服饰广泛用金,就是在这个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发展。绘画中则创造了金碧山水一格,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别地位。笺纸上加金花,也在许多方面应用。李肇《翰林志》即说过:“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笺。”又《杨妃外传》称李白题牡丹诗即用金花笺。唐人重蜀中薛涛笺,据《牧竖闲谈》记载,则当时除十色笺外,还有“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绫纹纸”等。这些特种笺纸,显然有好些是加金的。《步非烟传》称:“以金凤笺写诗。”明陈眉公《妮古录》则称:“宋颜方叔尝创制诸色笺,并砑花竹、鳞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元费著作《蜀笺谱》称:“青白笺、学士笺及仿苏笺杂色粉纸,名'假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和苏笺不同处,为苏笺多布纹,假苏笺为罗纹。”且说“蜀中也仿澄心堂,中等则名玉水,冷金为最下”。明屠隆《考槃余事》谈宋纸上说及团花笺和金花笺,并说元时绍兴纸加工的有“彩色粉笺、蜡笺、花笺、罗纹笺”,明代则有“细密洒金五色粉笺,五色大帘纸洒金笺,印金五色花笺”,吴中则有“无纹洒金笺”。《成都古今记》亦称除十样彩色蛮笺外,还有金沙、流沙、彩露、金粉、冷金诸种金银加工纸。范成大《吴船录》,曾见白水寺写经,是用银泥在碧唾纸上书写,卷首还用金作图画。大约和近年发现虎丘塔中写经、上海文管会藏开宝时写经同属一式。宋袁褧《枫窗小牍》则说“皇朝玉牒多书于销金花白罗纸上”。《宋史· 舆服志》也说宋官诰内部必用泥金银云凤罗绫纸,张数不同。除上面记载,反映宋代纸上加金银花已相当普遍外,即在民间遇有喜庆事,也流行用梅红纸上加销金绘富贵如意、满池娇、宜男百子等当时流行的吉祥图案。男女订婚交换庚帖,一般还必须用泥金银绘龙凤图案。由此得知,宋代虽然禁用金银的法令特别多,却正反映社会上用金实在相当普遍,难于禁止。王栐也以为当时是:“上行下效,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又宋代以来日用描金漆器早已成社会习惯,所以《梦粱录》记南宋临安市容时,日用漆器商行,“犀毗”和“金漆”即各不相同,分别营业,可见当时金漆行销之广和产量之多。宋李诫《营造法式》并曾记载有建筑上油漆绘用金分量及用法。

 

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从9 世纪以来,在北方政权前后相接,计五个世纪,使用金银作建筑装饰,虽未必即超过唐宋,唯服饰上用金银风气,则显然是同样在发展中。特别是金、元两代,把使用织金丝绸衣物帷帐作为一种奢侈的享受,且用花朵大小定官品尊卑,服饰用金因之必然进一步扩大。陶宗仪著《辍耕录》还把元时漆器上用金技术过程加以详细叙述。到明代,漆工艺专著《髹饰录》问世时,更发展了漆器上用金的种类名目。举凡明清以来使用在金花纸绢上的各种加工方法,差不多在同时或更早都已使用到描金漆加工艺术上。综合研究必有助于对金花笺纸材料的理解和认识。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节选)

 

 

洛阳八里台汉墓壁画中的武士

洛阳八里台汉墓壁画中的武士

 

唐 · 阎立本《孔子弟子像》局部

唐 · 阎立本《孔子弟子像》局部

 

韩干 牧马图卷

唐 韩干 牧马图卷

 

其实即在汉初,张良的貌如妇人和陈平的美如冠玉,在史传记载中,虽并不见得特别称赞,也就看不出有何讥讽。到三国时,诸葛亮为缓和关羽不平,曾有意说过某某“不如髯之超群绝伦”。然而《典略》却说,黑山黄巾诸帅,自相号字,绕须者则自称“羝根”。史传记载曹操见匈奴使者,自愧形质平凡,不足以服远人,特请崔琰代充,本人即在一旁捉刀侍卫。当时用意固然以为是崔琰长得魁伟,且有一部好胡子,具有气派,必可博得匈奴使者尊敬。但是结果却并不成功。因为即使脸颊本来多毛的匈奴使者被曹操派人探问进见印象时,便依旧是称赞身旁捉刀人为英挺不凡,并不承认崔琰品貌如何出众!魏晋以来胡子有人特别爱重是有记录的,如《晋书》称张华多姿,制好帛绳缠须;又《南史》说崔文伸尝献齐高帝缠须绳一枚给;都可证明当时对于胡子有种种保护措施,但和美男子关系还是不多。事实正相反,魏晋之际社会日趋病态,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时美的标准。史传叙述到这一点时,尽管具有深刻讥讽,可是这种对于男性的病态审美观,在社会中却继续发生显明影响,直到南北朝末期。这从《世说》记载潘安上街,妇女掷果满车,左思入市,群妪大掷石头故事及其他叙述可知。总之,这个时代实在不大利于胡子多的人!南朝诗人谢灵运,生前有一部好胡子,死后捐施于南海祗洹寺,装到维摩诘塑像上,和尚虽加以爱护,到唐代却为安乐公主斗百草剪去作玩物,还可说是人已死去,只好废物利用,不算招难。然而五胡十六国方面,北方诸胡族矛盾斗争激烈时,历史上不是明明记载过某一时期,见鼻梁高胡子多的人,即不问情由,咔嚓一刀!

 

到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照理胡子应受特别重视了,然而不然。试看看反映到大量石刻、泥塑和壁画上的人物形象,就大多数嘴边总是光光的,可知身属北方胡族,即到中年,也居多并不曾留胡子。传世《北齐校书图》作魏收等人画像,也有好几位没有胡子,画中胡子最多还是那位马夫。

 

至于上髭由分张翘举而顺势下垂,奠定了后来三五绺须基础,同时也还有到老不留胡子的,文献不足征处,文物还是可以帮忙,有材料可印证。除汉洛阳画像砖部分反映,新出土有用重要材料应数近年河南邓县南朝齐梁时画像砖墓墓门那两位手拥仪剑,身着两当铠,外罩大袍的高级武官形象。其次即敦煌220 窟唐贞观时壁画维摩变下部那个听法群众帝王行从图一群大臣形象。这个壁画十分写实,有可能还是根据阎立本兄弟手笔所绘太宗与宏文馆十八学士等形象而来,最重要即其中有几位大臣,人已早过中年,却并不留胡子。有几位即或相貌英挺,胡子却也老老实实向下而垂。总之,除太宗天生虬髯为既定事实,画尉迟敬德作毛胡子以示英武外,始终还看不出胡子多是美男子特点之一的情形。一般毛胡子倒多依旧表现到身份较低的人物身上,如韩干《双马图》那个马夫、《萧翼赚兰亭图》那个烹茶火头工,陕西咸阳底张湾壁画那个手执拍板的司乐长,同样在脸上都长得是好一片郁郁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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